上午八点多钟，我吃过早饭收拾好了，站在旁边的母亲，递给我她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二百二十元钱，去文化站交了。其中包括一年的固定学费一百五十元，还有三十块钱的报名费，四十块钱的考试费。这使我的心里同时具备了两种强烈的感情：一喜，这毕竟是上学上定了！一哭，我还没能完全独立，真是能花钱。只是我永远忘不了帮助过我的老师，忘不了母亲那殷切的眼神，也只有好好来用功作为报答。

    文化站内只有一位白净高个儿的男青年。当我交完钱之后，他写好了一张收据交给我。我叠了一下，顺便攥在了手里。我又问他：“还有别的事儿吗？”准备告辞。

    他看了一下我的手说：“还有这张报名表，别人都填了，你还有没填的项目，再填一填。”

    我拿过报名表来，一看在“职业”一栏里，有填老师的，有填工人的，有填乡镇干部的，其他就是和我这样的，刚走出高中校门一两年的，又没其它职业，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填写“农民”的。我想了想自己的“职业”，可不就是农民吗？那就毫无疑问地写上“农民”二字就行了，于是边准备填写，边随口问了他一句：“填上‘农民’就行吧？”

    他说：“都填的是‘社会青年’，你也写上‘社会青年’吧。”

    我想这有什么丢人的？是农民就是农民，想掩盖也掩盖不了。

    他却说：“没有一个是填农民的。”

    也许这个“社会青年”更好听，也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吧，也确实比直接填“农民”要好一些，因为农民常常就象征着愚昧落后和无能。这时我想起“待业青年”四个字，而这“社会青年”才是和它比较接近的，但我还是觉得多少有一点欺骗之意，而这“社会青年”又是那么不具体。

    当我刚刚填完再次准备告辞往外走的时候，他问我：“你高中毕业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我没想到他竟然会问这样平易近人而更现实的话，就回答：“自学呗，写点东西寄出去了，要不就没信儿，要不就退稿。”那时候一说\"自学”好像就是特光彩、特时髦的事情。毕竟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一个“为了中华而崛起而读书的时代”。只是我并没有把自己上缝纫学校的事，以及去城里二舅家做了半个月保姆的事情告诉他。毕竟他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

    他说：“（和我）差不多，我自学英语，一来没老师辅导，再就是学了也没用。总不能下地的时候，一边刨地，一边说英语吧？”我忽然觉得这人说话很有意思，禁不住笑了起来。

    我接着问他：“你也是高中毕业啊？”

    谁知他听了我的问话竟一下脸红了，说：“你真是——城里人啊！能看起俺这乡巴佬了？”

    我竟“噗哧”一下又笑出了声：“哪能啊！还不都是一样（是农村户口）吗？”我觉得这人特别幽默！谁知他继续红着脸，似憋着一股劲儿：显然是被伤了。我没想到一句不经意的问话竟伤着了他，只好继续解释道：“我该是那种人吗？”

    他红着脸看着桌面说：“你——就是城里的人……”他在坚持着自己。

    我真没想到的是自己只是住在镇子上，竟被他说成是“城里人”！不过，镇子周围村庄里的人，总是习惯把镇子上的人高看一眼。镇子，在他们眼里，就是自己最近处的城市。

    停了一会儿，他才说：“你不是原先在二班里，我在一班里，后来分班，一块儿就去了四班文科班学习英语吗？你那不是在第一位上，和姓艾的一个同桌，叫——艾秋菊！就是在一进门口的那里。我不就是长了一个瞎大个子，坐在最后边嘛……”

    我没想到的是他对我竟是这般熟悉，我的确是和艾秋菊一个桌。可是我和他竟然也是高中的同学？！

    而经他这一提，我似乎才真的一下想起了什么。有一次已经打上课铃了，他和一个爱穿绿军装的也是高个儿的陈姓同学——整日形影不离的，每人各自吃着一块儿快吃完了的一毛或八分钱一块儿的冰糕，大步流星、摇头晃脑地朝教室走来。他紧紧跟在陈姓同学的身后，脸上笑眯眯的。陈姓同学人都已经进了教室了，正准备越过讲台前走向自己的座位，这时才忽然又想起什么，于是将最后一口冰糕吃完，又微笑着退回到教室门口，将冰糕棒扔在教室门口西侧的冬青树后。做这些时，陈姓同学神态自若。而眼前这位同学没想到陈姓同学会“冷不丁地”退到门口去，于是他俩擦肩撞怀了，那一刻，眼前的他只是多少显得有点尴尬又很机警聪明地躲了躲，只是躲得没那么完全，他两人还相视一笑。讲台上是曾被打成“右派”的白发苍苍的老龚老师——那位看见住校生把剩馒头扔在字纸篓里，他就从盛字纸的篓里，一边往外捡馒头，一边嘴里发出“啧啧”的惋惜声音的老师，他看着这两个几乎是班里最高的男生，也只是无奈地扶了扶眼镜，不说什么。倒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的同学们却哈哈大笑起来……

    眼下这位同学见我一时不说话，又道：“和我挺好的陈振涛——人家又复习了一年，结果考上军校了。命运就大不一样了吧？咱怎么就没想起来去复习呢？不就是书本上这些东西吗？”他放下手中的笔，顺手从右手边一摞书中的最上面，拿起一本高中时的课本来在“哗哗哗”地翻弄着，并不是真要看其中的页数和什么内容。而我是曾经想过要回去复习的，只是我并没有对他说出来。

    我于是问他：“你的家是在吴家庄吗？”

    他眼睛仍旧看着书说：“是，那不就是过去小湾儿不远，再往北拐就是了。”

    好像我对他们那里挺熟悉似的！我搜肠刮肚地有了关于他的这些回忆。哦，的确，他和我的美人姑姑家是一个村里的，从镇子往东北方向去六里地。

    那时我们班大约总共有五十四人，我们男女同学人数比例严重失调，女生加上插班复习的才有十三位，而男女生又是从来不说话的。对于相处三年的同学，就是留心一点的话，能将同学都记住的也不多，有的听名字熟悉，有的看面相熟悉，却往往是名字和面相又统一不起来，就像眼下这位同学，名字和面相都不是很熟。而那时的我是镇子上的两名女生之一，因极度的自卑——两年初中，毕业复习一年后也没考上高中，是哥哥通过他的班主任为我走后门才进的高中校门。所以我常常是上学时进了教室就坐下，放学了就回家吃饭，下了晚自习就回家睡觉。自己所有参加的最多的活动，是每次学校的运动会的长跑项目，那时的班主任是耿老师，他部队转业，常穿绿的军裤，淡绿的对襟绒衣，四十多岁。我常常受到他的点名鼓励：

    “不在于名次，参加就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于是我八百、一千五、三千，差不多都是倒数第一、二，却又乐此不疲，只有一次参加越野赛，全年级一百四十个同学参加，得了一个二十一名，还奖了硬皮日记本。这似乎是我高中阶段唯一值得骄傲的事情了。因为自己英语最好，起来回答问题也都是脸红脖子粗的，倒是做过一段时间的课代表。而那几个在家订了婚的大男生，在发给他们英语本子的时候故意调皮，我就不做课代表了。若说还有其它值得回忆的，就是常常和艾秋菊去校园后边的小树林背题。而初恋的美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幸福，是懵懵懂懂的少女心扉硬硬被撞开的情爱里程碑，却更是意想不到的美好突然夭折后的心痛。从此抑郁，心扉越来越紧闭，也越来越孤独。

    而今天我和这眼前的青年的交流，总令人感觉到这是一种来自心底的平等，是从未有过的愉快和欣喜，是在别处所没有过的心底的一种敞亮和自然轻松……

    那天，当我告辞走出文化站老远，又神使鬼差地回过头去的时候，我竟看见那还不知道姓名的、高个儿宽肩而白净的青年——我高中时同学，两手插在裤兜儿中，侧身站在文化站的门口里，正用一双忧郁的目光看着我的背影。他当时没有想到我会回过头去，并看见了他那忧郁的双眼。

    而就在我们的眼睛不期而遇又情不自禁地看了彼此好一会儿时，他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稍一激灵，并作了短暂的徘徊，然后立刻一闪身，回到站里去。而我的心也正是在那一刻，狠狠地动了一下：莫非他就是高中时候大名鼎鼎的“调皮王子”，也是被曾经的班主任历史老师张老师，在前几天给我送稿子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吴远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