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幼的时光里，总是在不知不觉间，看见母亲日夜操劳的身影。

    夜里，在我家院子的东草房里，母亲和弟弟睡一头，我自己睡一头。常常当我睡过一觉醒来的时候，就会看见我的母亲总是在漫长的冬夜里，坐在床上，手里或者纳鞋底做鞋子，或者缝棉衣；或者提前做棉衣过后该换的夹衣。往往把哥哥姐姐穿过的改小了，再给我和弟弟穿；或者把我们因长个头儿而短小了的衣服再接上一块裤脚，或者在接上一截袖子。

    有时又看见母亲坐在地上纺棉花，攒多了棉线就拿到我三姥娘家去织成\"家织（ji）布\"——他们家有一台织布机,，然后少上了颜色，给我们兄妹作棉袄或者棉裤用，暖和，养皮肤。姐姐上高中时还穿过这样的面布。那用筷子卷成的棉花穗子在母亲的左手里，随着右手不停地摇纺车而越变越小……当然我睡醒一觉之间的时间会很短，接着很快翻一个身就会再次睡去。

    第二天早晨我会发现：母亲前一天晚上放在小箔篮里的所有棉花穗子，从满满的一箔篮变成空的了。这不耽误母亲第二天早上起来，先烧开水，给奶奶浸一大碗鸡蛋加“代藕粉”（音），然后再做完我们娘几个该吃的饭，吃过饭。再给猪做了猪食，喂完猪，然后再去下地。我从来不知道前一天夜里，母亲是什么时候睡的，第二天早上又是什么时候醒后起床的。

    母亲在夜里做那些女红的时候，用来照明的灯是一个棕色的小药瓶，药瓶没有了原来的盖子，用来代替的是一个铁片在中间有一个筷子粗细的小卷筒，长度却没有筷子的二分之一长，中间续了小小棉花穗儿来做捻子，这棉花捻子就用来引煤油了。当灯头上的捻子偶尔烧糊了的时候，火苗就会更小了，自然的，灯光就会更加暗淡了。逢这时候，母亲就会立刻用大洋针，或者正用来纳鞋底的针锥来挑一下、挑几下。于是，那烧糊了的部分，就会在许多小小的火星子中脱落了。母亲也或者用剪子随手剪去糊了的灯头儿。

    母亲披着用父亲的大棉袄改作的棉衣，坐在床上干活时，煤油灯是挂在床头的墙上的，母亲借着这昏暗的灯光，用她那小小的手，给父亲纳过四十四号的大鞋底。我们大人孩子的所有衣服，都是母亲这么一针一线来的。当母亲要纺棉花的时候，就会把床头上的灯再挪到床下纺车跟前的墙上。常常每天早晨我看见母亲的鼻孔里和鼻翅两侧都是黑的，那是煤油灯冒出的烟熏的结果。而挂煤油灯的墙上，也因此由下而上地熏出一大溜儿的黑来。自然，黑也不均匀，是下宽上窄的，以至于全无，像一道鬼影。

    这一天我穿上母亲为我刚刚做的新单鞋：圆口，青布，前脸有红花绿叶的绣花，大约是出去谝新鞋，为母亲曾经绞过脸的巧工鲁二大娘的最小女儿四儿看见了——她比我姐姐小一岁，笑话我说：“哎呀，丽雅，真丑！都什么时候了，还穿花鞋！”

    我第一次被人当着面这样“耻笑”，感到脸上发烧得厉害，就想回家去立刻脱下来，再也不穿了。

    刚进家门就听见父亲对母亲道：“是咱丽回来了！你听听走路，杠杠的，简直就是个男孩子！人还没看见，老远就听见动静了！”被人说笑的鞋的烦恼暂时抛到脑后，听见父亲的声音，心里还是有着一种力量和温暖。

    此刻看见父亲这一次从城里回家来，拿回来三斤白糖。母亲一看，就感到非常惊讶，于是问父亲道：“这回怎么发这么多糖票呢？买这么多？”

    父亲告诉母亲说：“是老杜把老杜和老郑发的糖票都给了我！他们知道咱娘见天早晨喝浸（我们那里口语中就读做“侵”音）的鸡蛋，要放白糖。还有孩子们，怕不够用的，就把他俩最近发的这一回都给了我。哦，对了，老杜昨儿下班后，又把我叫到她家去改善生活了，我和老郑吃了个饭——再加上我自己发的那斤糖票呢，这不就这么多了嘛！”

    父亲说完，老觉得要别人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也老是被杜姨叫他们家去吃饭——改善生活，更不是那么回事儿。于是父亲看着正在收拾麻劈儿的我母亲说：“我看老郑的鞋也是布鞋，都旧了还穿着，他看见我脚上穿的鞋，越看越好，知道是你给我做的，可也不好意思跟咱要呢！ 怎么说，人家也是当过大官儿的人，抹不下脸来。虽说现在是下来了吧，可人家还有威风在那里呢。”

    其实，父母都知道，郑大爷是一个随和的和蔼可亲的人，父亲所说的郑大爷的“威风”，是那一种不怒自威的“威”。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他也不发火，可是你一看他的眼，就让人感到脊梁骨发冷——瘆得慌……”后来郑大爷恢复工作之后做法院院长，执行死刑犯的命令，都是要由他来亲自签署——那就厉害了……

    父亲又说：“反正老郑的脚比我的小一个号，你要有工夫，也给他做双鞋吧。人家他俩都是好人，咱不能白用人家的东西，更不能白吃人家的饭。哎，可也是，你说这老郑，他那么大个个子，怎么脚还不如我的大呢？”

    母亲一听父亲的话，觉得很是在理，就应了下来：“嗯，行，做双鞋，不难。其实，脚大小和个子大小也不是有很大的关系：不是脚大的人就一定个子大，也不是脚小的人就一定个小。”母亲又把话锋一转道：“就是手底下没有麻线了，都用完了。我得抽工夫打了麻线才行。哦，还得打袼褙，袼褙也没了呢。”

    父亲说：“他也没和咱要，也不急哦。你什么时候做了，放着，我回来了走的时候，再捎给他就行。”

    “行。”母亲愉快地应着。

    我不记得那时的我是几岁，反正模模糊糊看惯了母亲打麻线的整个过程。

    就在父亲再次去城里上班走后，母亲下地劳动的时候，我开始用我家的那个枣木做的光滑的拨锤儿替母亲打麻线了，母亲后来夸我说：“歪着个头那么喜人，就是个小大人儿呢！打得一挂一挂的，挂在我们家房中用来搭毛巾的竹竿上。也能坐得住！不会搓麻线韧头儿，头儿上都是整齐的。我用的时候，光拿过来搓搓麻线韧头儿就行了。可省了我的事儿了！可是也打起来没完没了的呢！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把麻藏起来，就和你说家里没有麻了，等集上买了麻来再打。你这才停下来……”我那时候，就觉得拨着那个小拨锤挺好的，很有成就感。打单线的时候，因为要不停地往里随麻劈儿，就很麻烦，还显得慢。当单线打完了，再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很快了，人站起身子来，还要高高地举起手臂来，才会避免时时地把拨锤儿秃噜到地上了。

    很快，母亲用我打的麻线，给郑大爷做了一双青布圆口儿的老头布鞋。不久母亲领上我和弟弟去了城里的杜姨家——估计母亲带我和弟弟先去了父亲单位，是父亲把我们送到杜姨家又回去上班的。母亲当时还带了什么？大约是煎饼吧？我不记得了，路上的情形也没有一点印象。那时应该是坐的火车吧，因为也不记得有别的交通工具。

    到了杜姨家，模糊记得他们是在大门朝北的一个院落里，而且不是一家。住在低矮的不知道是几间的小南屋里，倒都是瓦房。房子的东南角是一个葡萄架。恍惚中，那葡萄架上的叶子有点黄了。其它便都不记得了。听说那时杜姨还在职工诊所做着会计。

    那时候不知道有一种什么疫苗，只在城市里有，而农村里还没有下来。当时杜姨和母亲说了，由她牵引，建议给我和弟弟都打上。我母亲是一个接受新鲜事物非常敏感而快捷的人。于是母亲很快应下来了，就带我和弟弟去了杜姨的工作单位。先给我打，我不打，弟弟看着我，似乎他很乖地样子。可是我从小没打过针，就不打，于是先被两个人给逮住了，好像还很费力，朦胧中好像有人说：“这小女子还怪厉害……”于是站在旁边的文质彬彬的杜姨也过来帮忙了。我就跟疯了一样，手舞脚蹬，又喊又叫，觉得自己的自由一下给剥夺了，猛地想起自己就像被卖的猪被逮时候的样子——那可是从未经历过的。挣扎中一下将自己的一只脚蹬进了杜姨的上衣口袋里，就把杜姨刚刚穿上没多久的新上衣口袋给蹬裂了！

    母亲那个尴尬！只是一再对杜姨表示歉意，并要杜姨把这件被蹬裂了的衣服给母亲，母亲再还杜姨一件同样的新衣服，或者去父亲那里再买块新布给她也行。而杜姨一直对母亲说：“不用，不用，没事的，小孩子……这小女子脾气厉害，长大了准干大事！有脾气，就有活道！”

    那是我此生第一次打针，也是第一次去杜姨家。

    这事儿过去了不久，大约是1971年的时候，因为社会上兴起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运动，父亲他们从城里的交通局又被抽调回到我们镇上 ，从火车站上用地排车拉粮食，然后再运到我们镇子东北方向的牛家庄子去。

    母亲是一个体贴的人，重感情的人，对于别人曾经于她的伤害，她不是没心没肺不“记仇”，或者善于遗忘，她只是用一颗博大的情怀和善良的内心来独自化解，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她有自己的孩子，也还对东北那个有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等一大家子人的出生地念念不忘，更有所期盼。母亲 说过的：“能忍的要忍，能让的要让，不能忍不能让的还得揉揉肚子咽了！”

    父亲临去车站上运粮之前，母亲对父亲建议：“叫上咱二闺女，给你帮忙去拉套子去。反正多少得使上些力气了。”

    父亲对此是高兴的，他愿意拿着我当个男孩子看待和使用。母亲将我送到大路沟的路口处，那是父亲他们的必经之路。父亲来了，母亲把我交代给父亲回家去。我第一次将绳套套在右胳膊肘上，然后搭上右肩，在右肩上垫一块毛巾。即使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是让右肩被绳子砺得生疼。

    当走过了六七华里，来到一个座西朝东、从外面看极像一个民宅的院落时，才停下来，这就是目的地了。大家也终于可以深深地喘口气了。大门里面的影背墙上是大大的毛主席戴着红五星八角帽的影像，戴着领章、和帽子一样颜色的蓝衣服，那石灰的墙上，已经有些被风化。大门外排了一长溜地排车，每一辆地排车上是差不多数量的麻袋盛的粮食，需要一袋一袋地过称。轮到谁，挨得近的帮一下忙，将麻袋抬到磅秤上，然后这辆地派车的主人再将麻袋包由别人稍加帮忙，发给他扛到自己肩上，或者用身子一侧，借助于腰力，两手返回去——这样臂力也很重要，将包夹到屋内去。

    磅秤在盛粮食的房间外不远，通过门口可以看见门里不远是一个斜着的长木板，扛包的人需要沿着这长长的木板走上去，将麻袋放到那上边。人走在上面的时候，那长长的木板是发着颤的。

    当轮到父亲的时候，将以上手续一一忙完，大约父亲和其他人一样，是拿了一张记着粮食重量和日期的单子。然后，父亲叫我坐到地排车上，有来时的几袋粮食，换成了一个小小的我，父亲是愉快的，轻松的，然后去了镇上的大车门里，去食堂领了馒头——是本镇上南门里一个叫邓纪蓝的老者蒸的馒头。他中等身材，有些驼背，头发白了，前面头发也有些稀少，大约五十多岁。我按父亲的吩咐叫他邓大爷。在那个宽大的伙房里，弥漫着刚出锅的馒头的香气。另一个窗口是卖菜的。菜是大白菜炖粉皮，还有瘦少肥多的大肥肉膘子。

    到了吃饭的一个屋子里，只有父亲和一个后来电视剧中的武大郎一样的人，父亲叫我叫他“李大爷”，我叫了，那李大爷笑得很是憨厚的样子，答应得也很干脆。一边就用筷子去自己的碗里挑肉，然后放到父亲的瓷碗里，明显是给我吃的。父亲便不好意思地笑着。

    那馒头越嚼越香，那菜也是好香好香的，从未吃过的。

    吃过午饭，下午不知父亲他们是否又去干活了，我被单独送回了家？还是下午就没活了？反正也忘了是走着回家的？还是再次被地排车拉回了家？总之母亲在见到我和父亲时，母亲高兴地问父亲：“怎么样？能使上点儿劲了吗？”

    只听父亲爽快地说：“使上劲了！怪管事儿的！咱丽有劲儿呢！”然后又听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说：“这么远的路，光跟着跑下来就不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