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与上一章是话分两头来说的。

    也是大姐出生的这一年。

    姐姐大约是三四个月大的时候，也正是农田里该给玉米上苗粪的时候了。我们那里有一个从城里下放来的女“右派”——后来我们兄妹都叫她杜姨，来到我们这里进行劳动改造。当地老百姓也不知道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来者不拒，接受下来。大家一起劳动，一样都吃地瓜秧，从地里的活开始干起，接着就参加大炼钢铁，和母亲一起抬泥巴碗子，还帮忙参加了施救张海力的善举。她中等身材，面善，白嫩的肌肤，一头过耳的短发，微微地自然卷曲着，显得有些蓬松。据说她是因为在一次例行工作会上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饭不够吃的，别说是下力的人不够，就是像我这样拿笔杆子的人也不够吃的。然后又写了大字报，因此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为了尽快改造好，杜姨下地干活常常去得很早，而干活积极性很高的母亲也去得很早。两人慢慢从开始搭讪到后来熟悉了，因此成为交心的朋友。那天，两人一前一后早早地来到田间地头，其他人员都还没到，包括队长会计保管员。只有两人在，杜姨就对我母亲说：“咱俩一块儿抬粪吧？”

    母亲略加思索，说：“行，我得和队长说说，就咱俩搁伙儿抬。”

    杜姨和别人抬粪时，别人不知道疼惜，先是上粪的人，都是将抬筐糊得满满的；再有就是，搭档抬粪的大男人在后边大踏步地走，从未下过力的杜姨在前面也只有不停地快速地被推着走，才能应衬下来。没多久，她的肩膀肿得老高，她的脚踝处都磨起了大血泡，陈的接新的，新的接陈的，都化了脓，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她让我母亲看。母亲本就心软，这下更替她心疼。母亲看她说话谦和，句句在理，面善，有文化，还有正义感，其它的母亲不懂，就觉得这杜姨是个好人。所以母亲和她抬粪时，努力将粪筐往自己一边多拉，为了给杜姨减轻一点重量的承担，同时也不和其他人似的那么拥着杜姨跑，而是不快不慢，更多迁就着杜姨来。

    到了晚上，母亲将她叫到我家，用温水给她洗了患处，再用土方子帮她消肿。

    杜姨当时是租住在我们家门前小河对面的赵大娘家。那条小河，是母亲在牛大喜家曾被洋炮打过后，滚落过的地方。那条小河里的水清澈见底，两岸高高地夹着深深的河底，只是河水并不很深。河两边沿坡是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各种树，虽不茂密，也是品种繁杂：槐树、杨树、柳树、梧桐树，还有一丛一丛的茶叶稞。这条小河，是整个清口河的一条小小的支流，从我家门前流过再往北不远，然后西拐，途经一架南北走向的上面一层可扶、下面一层可踩的两层小铁桥。然后直直地穿过整个古镇西去。

    所以杜姨到我们家时，是要绕过小河的铁石桥而来，这是从她的租住地出来后走西路，是画半个圆，然后到我家的。那条路上的人相对比较多；要是走东路，也要画半个圆，是要经过一个弓形的小石桥，那边相对人烟稀少，比较偏僻一些。但不管怎样，总要费点时间，不是三两步就能完成的事情。这尤其对于劳动一天、瘸着腿走路的杜姨来说，是要费一点力气的。

    杜姨是个有故事的人。母亲和杜姨交往久了，知道她原来是省委的秘书，她的丈夫是儿童团出身的干部。她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是自己一个父亲。下面俩女儿是一个父亲——也就是儿童团出生的干部，是她现在的丈夫。关于第一任丈夫，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杜姨不便细说，母亲更不好过问，模糊里听说好像杜姨也做过童养媳……总之杜姨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有正义感而要强的女人。她来到我们镇上之前，她的三女儿还不到七个月。她只有把小女儿托付给自己的母亲照管。因此她的内心无不时时牵挂着自己的孩子，又觉得愧对自己的母亲。

    母亲一时和杜姨有了太多的共同话题。

    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杜姨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是自己不满包办婚姻，怀着大女儿跑出去参加的革命工作……

    杜姨的脚快好了的时候，她的丈夫，个子高高的，大脸宽肩，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我们兄妹后来称之为“郑大爷”的，此后他常常来出租屋里看望杜姨，带些吃的。再后来，杜姨不再干体力活了，而是写写画画，记记工分，写写出工记录之类的，那也算是人尽其才，发挥了她有文化的“特长”了。

    1959年这年的夏天，还发生了一件对以后的我家姐姐和我们家都有着深远影响的事情。

    一天，我奶奶抱着姐姐在街上凉快，孙大奶奶也领着三儿子家的大孙子在街上玩。孙大奶奶的这个孙子名字一个字，叫野儿，因为他上面有两个姐姐都没有成活，他二姐比我二哥大三四个月，不知得了什么病就死了。我哥哥还吃过她母亲的奶水。到了野儿这里，为了好养活，也取了这么个不怎么正规的名字。可是到了一岁多的时候又是高烧不退，经过努力，人是救下来啦，可发烧过后，一条右胳膊却烧坏了，从此，不仅不能拿东西，不能活动，就是用手掐、捏都没有任何感觉，是完完全全地废了，而且从此也不再发育。他是头一年正月里生人，属鸡的，姐姐是第二年四月底生人，属狗的。他比我姐大一岁四个月。我姐姐本来就不受我奶奶的待见，奶奶总说姐姐：门楼头，凹苦脸（塌鼻梁），吃饭就抱个大黑碗！所以总是嫌姐姐长得丑。

    这天，俩老太太没事儿，不知怎么一琢磨，就你一言，我一语，就给我姐姐和野儿这俩一两岁的小孩子口头上订了“娃娃亲”，我奶奶就觉得我姐姐就该许配给这样的人才最合适，也许从此命运还会好一些，因为姐姐的生日是占一个“八字”的。

    回过头来，继续说杜姨。

    这一年的秋天，杜姨因为郑大爷的几次来看望她，明显地有了身孕，她一再对我母亲说：把这个孩子做了去吧，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再要这个，不又是一个负担吗？

    母亲就劝杜姨：别价，这大小是条人命。他投着咱来了，就是缘分，咱不能伤害了他。再说了，你上面已经有了三个闺女，说不定这一个就是个男孩子呢。真做了去，你后悔就来不及！

    杜姨一听也在理，就把肚里的孩子留下来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们那里可以供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母亲利用劳动之余，从地里捡拾玉米，弄回家来，头一天晚上刻下粒儿来，第二天晚上磨成糁子，再磨成糊糊，第三天晚上，母亲就开始摊成煎饼。因为我们家还没有院墙，怕被别人看见，就将灯罩起来，一听见老远有动静，就赶紧将灯熄灭。也因为我们家离水井很近，杜姨经常来这里，用我们家的水桶打了水来坐在院子里洗衣服。她在我们家往往一坐就是好久。当衣服干了的时候，母亲将煎饼叠好了，再用衣服包好，然后和衣服一块儿放到包袱里让杜姨带上……

    这一年的十一、二月份吧，杜姨去城里生了一个男孩子回来，到1960年正月的时候，郑大爷来将杜姨母子接走了。杜姨很快去了一家职工诊所当了会计。而我的父亲也在不久之后到来的4月份里，从原单位去了县交通局……

    杜姨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杜姨走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干活吃饭，这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已经在悄然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吃不饱饭越来越明显，并且很快上升为主要矛盾。人们干活的积极性再也没有之前的高涨了，磨洋工，像给日本人出伕似的。人们不再吃大锅饭，而是开始发粮票。凡是劳力下地干活的，一天每人一斤粮票，家中老弱病小不能下地的，每人半斤粮票，五天一发。明显地不够吃的。可这种状况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做了调整，劳力每天半斤粮票，家中老弱病小的，每天只发给二两两票……  

    （字数：2935）